我的翻译梦

　　2010年12月2日，当我从中国翻译家协会领导手中接过沉甸甸的“资深翻译家”证书时，我深感激动，因为我的翻译家的梦想终于成真。

　　1960年夏，我高中毕业，面临升学考验。班主任问我的志向（那个年代好像不用“梦想”这样的词汇），我回答说想当个翻译家，他不赞成我的选择，认为我的数理化成绩很好，为什么要当一个名声不是太好的“翻译官”？我们的英语老师是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他的一句话决定了我未来一生的事业：“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好英文走遍天下才不怕呢！”于是我怀着当一个翻译家的梦想，报考了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进校后被调配到法语专业，开始踏上了实现我梦想的第一步。

　　往事并非如烟，不少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

　　1960-1965年，我涵泳在北大能提供的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的海洋中，勤读不辍，西语系图书室的藏书，几乎无不披览。我又得以在郭麟阁等名师门下学习法文，真是幸运；我也聆听了不少既是一流教授、又是著名翻译家的课程，朱光潜、冯至、赵萝蕤 、闻家驷、吴达元、陈占元、盛澄华、沈宝基等先生给我们讲授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课使我茅塞顿开，终生受益。

　　我记得我从事的第一次正式口译工作，应该是1966年5月。某日，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教育司温朋久司长接见法国教师代表团，由我担任翻译。当年北大没有开设什么口译课，如何口译我感到茫然。我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温司长是否懂法文我不清楚，反正他说我“译得不差”。

　　1971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9届大会在巴黎召开。这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大会，国内派遣以乔冠华为团长的重要代表团参加。我至今搞不懂，当时能出国的人凤毛麟角，而通晓法文的人也不在少数，为什么派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青年担当如此重要的代表团随团翻译？或许看重我“根正苗红”？可是我家也不是三代贫农呀！历时一个月的大会让我大开了眼界，我的业务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听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下决心为实现我的梦想继续迈进。

　　1980年4月，我随西藏珍宝展赴法，18日，巴黎市政府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请代表团副团长甲央（藏族）讲话。讲话稿是国内事先准备好的。他表示要用汉语讲，说很多政治词汇藏语中没有。我不同意，尤其因为有很多流亡藏人正在会场外面示威。一个藏族官员不会讲藏语在他们眼里是“叛徒”。于是我们俩匆匆在一个角落对了对说词后，他登台用藏语发言，我把他的话译成法文，当时整个会场都轰动了。有位封建遗老、伯爵夫人说：“中国来了个了不得的翻译，“藏、汉、法三种语言互译得心应手””。我驻法大使当即指示新华社记者采访我，要写内参报回国内。我和盘托出，这才真相大白。

　　1989年年初，我们单位接到塞内加尔文化部长拟于近期内访华的电报，他还提出专诚谒见国家主席杨尚昆的要求，声称要向杨主席面交一封“重要密函”。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呢？外交风云变幻莫测，先前少数国家时而与台湾“建交”、“复交”的闹剧不是没有先例。于是我部与有关部门紧急磋商，主管外事的领导要我担任国家主席会见来访部长的翻译。3月27日当代表团抵达人大会堂会。在杨主席对客人来访表示欢迎后，部长致答词，他神态严肃地说：“我想阁下已经注意到了西非发生的事情。塞内加尔一向热爱和平，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可是不幸的是，毛里塔尼亚与塞内加尔边境冲突时有发生，而且还在继续……。迪乌夫总统建议举行塞毛首脑会议，以便解决两国间的边界冲突，但遭到毛方拒绝。然而我们并不失望。我们希望得到像中国这样主持正义的国家的支持。主席先生，这就是迪乌夫总统要我向您转达的口信。”( Monsieur le Président, voilà le message que le président Diouf m’a demandé de vous transmettre.)

　　直至会见结束，部长只字未提台湾问题，也未见所谓的总统信函。我们如释重负，只是受了一场虚惊而已。事后我们在做工作总结时，猜测前方工作人员可能对“message”一词理解可能有偏差，他未能完全理解该词的全部含义。

　　1995年9月22日，我在达喀尔街头看到一幅《大藏区》（Le Grand Tibet）的电影海报，顿觉蹊跷。什么叫“大藏区”？那是达赖喇嘛搞西藏独立的一个幌子。大使指派我和研究室主任带一名助手到时前往观看。是日，只见电影院座无虚席。按惯例，电影报告人先作介绍西藏的主题演讲，然后放映电影。这家伙开宗明义胡说：“在共党侵占之前，西藏一直是个独立的国家”（Avant l’invasion communiste, le Tibet a été toujours un pays indépendant.），他还信口雌黄，污蔑我“屠杀藏民”、“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摧毁藏族文化”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电影放映毕，轮到观众提问。我第一个站起来，示意要求发言。我慷慨陈词，驳斥了这个家伙种种谬论，达十分钟之久，弄得他狼狈不堪，他承认说话有误。我同法国电影人的这次较量，大长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法国使馆的一位官员说：“我第一次听到了中国人大声说话的声音”。第二天，旅居塞内加尔30多年的一对法国老教授夫妇来到使馆，送给我一大盒巧克力，并且说：“我们不能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你昨天的讲话捍卫了你们国家的利益，我们非常赞赏你的这一行动。”

　　如果说我很重视自己的口译训练，长期担任文化系统比较重要场合的口译任务，可是我更喜欢笔译。

　　我第一次练笔是在1963年，大三。我译了两首《走向自由》的小诗，寄给《人民日报》。当时非洲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摆脱殖民统治势不可挡。这种顺应历史潮流的诗，党报当然乐意发表。

　　我的第一部印成书出版的译作是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童仆的一生》，小说塑造了一个在殖民主义统治下逐渐觉醒的非洲青年的形象。

　　从此以后，我笔耕不断。在繁忙的文化外交之余，陆续出版了《苦儿流浪记》（合译）、《他们热爱生活》、《我的父亲雷诺阿》等译作。

　　2002年退休后，我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用在写书、译书上。在短短七、八年中，我先后出版了《法语语音》（合著）、《法汉对照幽默与笑话》、《法语俚语》、《法语习语》、《法语动词变位手册》、《新编法语教程》（上、下册，72万字）六本著作。其中《新编法语教程》是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日语专业二外法语指定教材，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有读者来信说：“全书从编写的思路、结构和课文及阅读材料的选取等都尽显新意和条理性，编者的学术水平和良苦用心可窥一斑！即使是大专院校的专职法语教师也很难编就这样一本实用性与学术性兼具的好书，作者深厚的中文修养也在这本教材中有深厚体现。这么好的教材实在值得拥有！”

　　自2010年起，我陆续用两年时间执着而雄心勃勃地迻译了法国艺术歌曲506首，部分歌曲由著名翻译家施康强先生译出。全书二十一册由海外学者贾涛博士选编，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周小燕先生审订，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集歌谱、译词、朗读、视唱之大成，是高等艺术院校系列教材。我虽不懂音乐，所幸混迹国家文化部们二十余年，耳濡目染，知道了一点音乐艺术的皮毛，所以比较顺利地再现了由35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国作曲家为几十位法国诗人、词作家谱写的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法国艺术歌曲500首歌词译文集》亦已由西南大学出版。

　　翻译艺术歌曲是件苦差事。我为何“明知山有虎，偏上虎山行”？因为笔译对我而言是一种爱好，当然从大的方面讲，介绍、研究法国艺术歌曲也是我国艺术歌曲借鉴和提高的需要，“填补了国内声乐教教育中的一个空白”（周小燕语）。新中国成立已经60多年了，我们还没有完整介绍法国艺术歌曲的书籍。这背后有一个信念始终在支撑着我。历史将会证明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所以在这项耗费译者心血的浩大工程中，我不但不觉得“苦”，反而认为其乐无穷。我有时伏案沉思细想，有时面壁静坐自言自语；有时在阳台上仰望蓝天，有时在客厅里徘徊咏叹，完全自我陶醉在诗歌的意境中。当我译到“柳树下，春风吹皱一池春水”时，我仿佛又找回了童年的记忆。因此，我觉得翻译也是一种享受。只要翻译过一部作品，就会不经意的被吸引住了，很难摆脱。不是吗？我记得接受翻译长篇传记《我的父亲雷诺阿》时，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将近半年的业余时间，冬去春来，厚厚的一本书译完了。

　　诗人的文学功力都非常深厚。我翻译19世纪法国歌曲时，经常与语颇隽永耐人寻味的文字相逢，有时也遇到晦涩难懂、征引渊博的歌词，译者仿佛是站在一座巍峨的高山脚下，他必须竭尽所能，方能涉险而上，攀登高峰。有时为了一首诗，一句诗，一个词，需要足足思考很长时间，几个小时，一天，甚至几天，才能把原文弄懂译出。有一次，当我译《林中皓月》一诗时，那一幕真的是太美了。我屏息凝神，仿佛进入了诗人当年创作时的世界。

　　有洋人也有国人曾问过我：你是不是在法国留过学？我回答说没有。我是有过两次留学的机会：一次是1966年年初，不过还未办好出国手续，一场文化大革命使我的留学梦成了泡影；还有一次是1987年，作为高访学者赴法攻读博士学位，教育部为我办妥了一切手续，法方也寄来了录取通知书，是我自己放弃了这个机会。如果至今我还能用法文做点事，那是国家栽培的结果，我是用十分感激的心情说这番话的。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已走过了十几个年头。自从2005年设立法语考试至今，我一直承担命题和阅卷工作；2007年起，我还被聘为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法语专家委员会委员至今。我之所以乐于接受这样的任务，也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喜欢，我参与。本着对考生负责、对上级主管机构负责的精神，我总是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命题，去阅卷。每当看到一份卷面整洁 、字体工整（有时简直是硬笔楷书或行书）、准确流畅的译文时，我常常欣喜万分，有时还要递给我的同行欣赏，让他们分享我的喜悦。诚然，考生能在短短的三小时内交出如此优秀的答卷，我怎能不为他们高兴？答卷中不乏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译文，这里仅举一例为证。有一年试题中有这么一句话：[由于官僚主义作怪,拟建的一家医院迟迟不能动工。] Nous ne savons pas quand on pourra construire ici un h?pital. 这句话可通译成：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在这里建成一家医院。而某考生的译文是：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建成这所医院。敝人自叹不如！三年过去了，每每忆及，我总想知道这位高手的名字。假如这位考生能读到我这篇小文，敝人颇想能得见一面，乐意和他一起切磋翻译技巧；当然，每当看到考生因紧张或粗心而出现不该有的严重误译、漏译时，我为他们感到惋惜。不难发现，如今的部分学生（考生），中文水平太差，原文是理解了，但中译文实在不敢恭维。须知道，要想译好一部作品，即使长度如试题一般的文章，中西文化修养和中西文学功力同样重要。我甚至还要大声说：学好中文吧！要想当个好翻译，中文甚至比外文还重要！

　　相对而言，中译外比外译中要难得多，我也为文化和广电系统翻译和审校了不少故事片和专题片，未见有人投诉。目前我国优秀的中译外人才严重短缺，而外译中人才好像很多，似乎懂一点外文都可以当翻译，于是拿着错误百出的译作招摇过市的大有人在。我国需要为数众多的的译者将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著作引进国内，也要把我国优秀的东西介绍给外国，让世界了解中国。作为上层建筑的翻译事业理应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更多关注和重视，使其得以健康、蓬勃发展，但我并不认同“快餐翻译”。译界需要高素质高水平的翻译队伍，也需要潜心治学的个体译者，此乃当务之急。我真心希望有志于翻译事业的年轻人，少一点当下浮躁的世风，多一点前辈严谨的学风， 鼓足勇气脚踏实地地朝着翻译事业的高峰攀登。

　　岁月不居。弹指一挥间，老朽退休已十余载，我的梦想也已实现。当然，人固有自知之明，我明白我只译了几本小书，离真正意义上的“家”尚且相距甚远，我没有任何值得自鸣得意的理由。像我这样的人，本应退隐乡间，尤不宜再操译书差事。不过因为翻译是我的乐趣、爱好、生命，所以至今退而不休。在50多个春秋的翻译生涯中，无论在国内，或是驻外；无论是学翻译，或是当翻译，教翻译，我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有时我还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份貌似光彩实则险途重重的工作？

　　行笔至此，方觉纸短情长，但因征文字数有限定，只好匆匆打住。夜深了，人也倦了，多年为翻译劳心劳力，是机遇，是缘分，还是命运？……